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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圈文化与粉丝文化区别

如果要为2020年挑选一个热点现象关键词，“饭圈”应是一个需要也值得被收录的词条。无论是年初疫情的“饭圈救援2020”“饭圈女孩驰援湖北”的应援，她们以偶像之名完成了一次与以往不同的应援，作为一股民间力量快速、高效、透明地将医疗物资点对点传递到医院手中，在这个过程中展现出的号召力和行动力翻开了“饭圈文化”的B面；抑或是舆论场中亚文化争端不断发酵，所谓“毒瘤”的刻板印象再次固化，“饭圈”成为承担着网络时代黑板报功能的“微博热搜”的“常驻客”。在黑黑红红各种声音的加热下，让饭圈和追星现象溢出了原有的“圈地”边界、闯进了大众的视线。

△疫情期间“饭圈女孩”驰援疫区新闻出圈

对于非粉圈内人士来说，想问的问题首先是“到底什么是饭圈？”大众更熟悉的话语身份还是20世纪港台造星工业的歌星、影星、偶像，和他们的歌迷、影迷、粉丝——即从英文Fans音译过来的“粉丝”。相较而言，“饭”则是fan在中文中的谐音读法，这个说法自觉地将“饭”的文化与“粉”拉开了一段距离。“饭圈”即“粉丝圈子”的简称，并非特指某一个特定的粉丝群，通常加前缀以表明“粉籍”，如韩饭圈、日饭圈、内娱饭圈。网络流行语解梗词典“小鸡词典”对饭圈做出了如下定义：“一个让人生无可恋又死而无憾的地方”，如此概括切中了追星过程中恨爱交织的情感体验和高浓度情感投入。

当相关讨论开始以一种进程式、线性的逻辑来设置议题，并试图做出区分时——粉丝和饭圈人有不同，明星演员和爱豆也不同，那么这个差异是什么呢？答案正在问题之中，这背后涉及的是一整套明星神话与造星机制，勾连起的是中国内地娱乐工业粉丝文化的版图变迁。我们不妨先思考这样几个问题：饭圈的逻辑真的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吗？按照粉丝口中“始于颜值、陷于才华、忠于人品”的“圈粉”链条，如果最终都要靠作品说话，甚至于还需要人物品藻，那么，通行的偶像明星与粉丝迷恋的爱豆又有何不同？“饭圈当然不能圈一切”，那么今日的饭圈生态其病灶究竟是在“饭”，还是在“圈”呢？

从“追星族”到“饭爱豆”：

新世代的pick

谈到粉丝，你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呢？迷狂的歌迷、影迷、球迷？熟知打榜、控评、反黑、站CP、应援等一系列流水线操作的“数据工”？还是“假靳东”的中老年粉丝？

1993年，中央电视台三十五周年台庆小品《追星族》第一次将“粉丝”带进了大众视线，小品演员赵丽蓉不无困惑地问她那迷恋“四大天王”的孙女：“我就知道有藏族、苗族、维吾尔族，那么追星族是哪个地区的少数民族？”“什么是追星族”式提问此后不断翻版、被抛出：“什么是粉丝”“什么是爱豆”……

不变的是，被视作一个让家长头疼的、需要被矫正的青春期病，追星与代沟议题合并同类项，成为大众记忆深处一种“疯狂的、不正常的、危险的”亚文化。被定性为“病态的粉都”：过度的情感投入催动了狂热的行为，“有走火入魔的危险，是心理不健全的人，试图用这些人物和形式的反射性荣光来补偿自己有缺陷的生活，不稳定的、脆弱的身份认同需要明星作为自己的‘治疗性拐杖’……利用对名人的幻想性热爱，以及抽象、虚幻的社群来支撑自己”，朱莉·詹森在《作为病态的粉都——定性的后果》一文中极为生动地概括出了大众印象里的“追星一族”，弥合理想与现实差距的补偿、投射式价值认同、幻想中填补情感真空等动机交缠在一起。因荒唐而招致骂名，正如小品《追星族》中蔡明演绎的“问题少女”：为了追“四大天王”要离家出走，追偶像车时被溅了一身泥却觉得那是“幸福的泥点子”，郭达出演的父亲怒斥她“幼稚”“真是个神经病”，这几乎代表了主流观点和评价。而作品之外、现实之中，经媒体裁剪渲染的“杨丽娟事件”更加固了这一刻板印象。

站在今天回望，“追星族”们追的偶像是更像是“人造神话”——20世纪30年代好莱坞整套成熟的工业体系所打造出的“超级人格”、典范代表，其中，“追”这一动词提示着偶像与粉丝间不可触碰、难于接近、不平等的情感联结。概言之，粉丝是与现实脱节的、模糊了真实与虚幻界限的“越轨者”，成为这一阶段粉丝文化研究的共识。这一判断在“假靳东的中老年女粉丝”事件上似乎再次被验证：她们陷入骗局、不断滑向务虚的一端。

2005年，“超女”在内地刮起了一股空前的草根选秀热潮，打破了制作方全盘统摄话语权的“好莱坞明星制”式舶来机制，粉丝通过短信投票为造星植入了“民主、民选”的程序，场域内权力的天平开始倾斜。同时，也催生了国内不同于欧美或日韩的、独特的粉丝文化之雏形，可以说今天“饭圈”的一些基本规则和操作正接续于此传统，比如粉丝群的命名、口号标语、应援色、演唱会灯牌大战等，而“草根”自此也被选为此后近十年明星制造的关键词。

更新的转折则始于2013年，伴随着国内娱乐工业的迭代以及数字网络技术的发展，粉丝文化新的版图缓缓铺开。彼时，以BAT（百度、阿里、腾讯）三家为首的互联网力量进入视听娱乐行业，数据作为衡量标准，让过去那看不见也摸不到的“人气”变得量化、可视化了。换言之，互联网以算法改写了影视娱乐行业原本的游戏规则，“流量”的提法开始流行，“爱豆”作为职业偶像区分于与明星、演员成为一个新知识。与“纸片人”恋爱、为虚拟偶像打call、pick爱豆出道……“养成”接替“草根”成为偶像文化未来十年的新关键词。2018年两档偶像养成节目《偶像练习生》《创造101》的火爆，尤其选手王菊、杨超越整合起众多从未有过追星经验的观众，引发一波波舆论热议。粉丝文化的影响已溢出青年亚文化的边界，不断参与大众审美的话语生产，在这一场域里运转的还有时代观念的传播和梦想的新定义，影响逐渐向主流“破壁”。

粉丝文化借助机制转型完成追星版本的“升级”，意味着新一代明星制度的出现。其演化路径大致可勾勒为：由“好莱坞明星制”到日韩偶像工业的舶来再到本土化的“饭圈化”，过去那种完全由工业制作方主导的被动追星，迭代到粉丝养成“爱豆”的新模式。“饭爱豆”的粉丝形象更接近“制作人”（股东）和“供养者”，他们“饭”的不是“神格”，而是有缺点、不完美的、努力的普通人格——“爱豆”是职业化的偶像（idol），而不再是象征着不朽神话的“半神之子”。

这意味着追星主权的回收。“爱豆”的事业就如同粉丝聚力完成的“作品”，同时粉丝也以“众筹”了“大项目”的赢家式成就感获取快感。北京某高二女生曾在采访中表示造星的成就感大于追星的快感：“我喜欢一个唱见的主播，当时做粉丝视频剪了3天。一张张对，找配乐。他就是我一手养大的。”此时粉丝选择主动地行动、参与（engagement）、共同完成一个梦想，由此伴生了陪伴式的亲密关系。当追星三忌“一忌真情实感，二忌倾家荡产，三忌啥事都管”成为饭圈的“非明文规定”，意味着一部分粉丝率先转变了“粉丝的设定”，以“事业粉”而非“女友粉”的身份去爱。

每个时代都会有提出自己的命题：如何去弥合流行和艺术的价值分叉，这是一道双向的选择题。在时代的这一页上，偶像自神龛走出、逐渐剥掉背光，呈现出去神圣化的趋势。爱豆于当下的粉丝而言，既不是异质性的存在，也不需要伟大，甚至不再需要“复杂感”——一张脸叠着几个大时代融合的魅力。现今挑选“没受过欺负的脸”，“授权”他们作为自己的代言人，进一步来说审美取向从厚度、复杂性到单薄、纯粹化，部分原因正在于时代的发展：物质和精神文明生活的保障，让这代人得以拥有“矫揉”的精致、“分辨率更高的痛感”、更纯粹的梦和更“轻”的审美，对他们而言力量之审美不必定只能靠身体的对抗和侵略性来保证，中性的美被重新编码为魅力、得以进入审美的领域流通。

所以，所谓的“新世代”从自身的经验出发，他们以“定制”的逻辑开辟了一个新赛道：练习生高唱着“她们的口味就是我努力的方向”，“pickpickme，你越喜爱，我越可爱”。制服或短裙经济学盛行带来的或许只是昙花一现的、短暂速朽的流行文化，但重要的变化在于：权利在最大程度上落到受众（粉丝）手中，这是在过去的任何一个社会结构中都不曾出现过的文化景观。

饭圈文化的出圈与再生产：

“流量”的法则

腾讯发布的00后研究报告称，“独生二代”“与互联网共同成长的一代”的00后们，他们互联网虚拟消费比例相对更高。相比70后、80后、90后看重安全、传统和权力，00后更看重博爱、刺激、人际遵从。他们有缤纷的爱好，也乐于为所爱买单，偶像不分国界，喜爱不分次元。他们坚持“正能量追星”，在传统目光看来务虚的、不够实际的体验，诸如“你这么真情实感地追星，买几斤排骨不香吗”“你这么爱他，他知道吗？有那个精力还不如去交个男朋友呢”之类的质疑并不可靠。他们有自爱豆处获得精神鼓舞、价值观念正向引导的经验；或是通过追星提升了技能，包括剪辑、设计、美工、写手、站子管理等，对他们而言由线上拓展到线下的社交活动确实是无比真实的经验。

饭圈版图之变迁，带来的不仅是粉丝文化景观的更替，还关乎一整套认知系统的变化。这不只是代际沟通中青年与成年间的“缝隙空间”问题——“缝隙空间”只短暂存在，老一代和年轻一代之间的差异就如同“临时的刺激”一般终将融合、消失，但数码技术的变革带来的是经验的某种“断裂”，也就是说这还与媒介技术所形塑的感知方式有关。比如“人气”或是“流量”，哪个更能定义“流行”的权威？究竟该如何去锚定所谓的“影响力”？当“这是真实的吗”式追问频频出现，提醒我们的是：有关“真实的”认知的界限或许也发生了变动。

2019年7月在新浪微博“明星超话”社区爆发了一场有关流量的“世纪大战”，参战双方分别是周杰伦粉丝“杰迷”和蔡徐坤粉丝“ikun”。一周后周杰伦登顶明星超话第一的位置，蔡徐坤粉丝团则于22日发布声明表示自此退出微博各项数据榜单的竞争，“数据重心转移至舞台、音乐时尚、品牌等，陪伴他打磨出更好的作品”，至此“坤伦对决”暂时告一段落。

事件的导火索源自一篇名为《周杰伦微博数据那么差，为什么演唱会门票还难买啊》的豆瓣网帖，发帖的网友这样发问：“总有人说周杰伦演唱会的票难买，可他微博超话都上不了排名，官宣代言微博的转评赞都没破万，他真有那么多粉丝吗？”视周杰伦为自己整个青春的众多80后、90后无疑被饭圈“无数据=无粉丝”的逻辑冒犯了，自嘲是“夕阳红粉丝团”的“杰迷”开始学习新世代的追星方式，为最近并无新作品发布的周杰伦打榜（通常“超话”排名浮动与明星最近作品及活动相关）。这场“流量大战”最终被《人民日报》微评论定性为“无关价值观撕裂的时代症候”，“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偶像，一个群体有一个群体的向往”，与其说这是代际之间价值观的碰撞，不如说饭圈文化出圈后带来不同话语体系的一次碰撞。

年代差异，追星似乎都有了壁。曾被冠以“新新人类”的80后、90后猛然发现追星的“投入”方式已大不相同，除了购买付费之外还需“做数据”——粉丝的热情被量化了、并成为一种自发的情感劳动。“数据工”的劳作包括严密的分工和复杂的程序。分工方面，一个较为成熟的粉丝后援会往往具备文案组、打榜投票组、数据组、公益组等划分。以微博超话为例日常需要做任务、囤积分、维护排名。具体来说：首要找到微博的超级话题社区点击“关注”和“签到”；再通过完成微博每日任务（如连续访问、转发评论帖子、被评论）赚取积分；之后选择“打榜”，将当天赚到的所有积分赠送；为快速提升榜单排名，还需“分身”以新的ID再次重复这一过程；最后还要在夜间守住白日成果，不可让竞争者趁机“弯道超车”。其中作为“分身”的小号，撕开了饭圈公开的秘密：一些粉丝会切换多个账号，“刷”的行为让人质疑这其实是一场“人机大战”。

有关“流量”差异化的理解、甚至是不理解，可能才是这场空对空喊话背后的核心争议所在。“虚假的机器式行为”是大众对于“流量”的第一印象。一方面，“假”这一印象与职业水军注水行为直接相关。IP改编剧《孤芳不自赏》的抠图、雇水军刷评论等一系列操作开启了影视圈“苦流量久矣”的时代。同时，“做数据”这种基于热情的无偿劳动在外部的视角看来即是被文化工业“收编”。有时“做数据”等群体的“团建”行为会滑向几伙不同“圈层”间的“赛博斗殴”，在平台筛选机制的编织下进入信息茧房，将群体的复杂性和意见的多元性抹去，情绪在圈子内快速“传染”、连成节奏，身份认同给了人安全感但也带来了剥夺感。

另一方面，“机器行为”则暗含了“流量”对人之异化的担忧，这根源于数据化、中介化生存带来的危及人的整体性的忧思。《三联生活周刊》曾就“流量至上”思维发问：“是什么让他们觉得数据就是一切？”在一个可以为“虚拟”的偶像“符号”奉献真感情的时代，答案不仅关乎已嵌入饭圈肌理的所谓资本法则，其实同时还内在于游戏化（gamelization）思潮席卷现实的进程当中。日常任务、打卡签到等碎片化的激励机制将生活程序化，相应地人格被纯化为“人设”，被标签化、符号化。

技术悲观主义立场看来，中介化的焦虑在于：当肉身可以在网络上拥有多个虚拟分身，当虚拟叠加现实成为我们的媒介环境，一切看起来那么真实，却又如此不真实。定义的标准似乎不再只以“人”为尺度。举例来说，在微博“超话流量”的算法=粉丝数×人均劳动程度，这一公式改写了“人气”的算法——代表国民度的“人气”自然地以人为单位，然而“流量”的好感度单位是人的劳动程度。也就是说，数据统计单位发生了变化，不再是以人计数而是以人均劳动量计数。参与“坤伦对决”的“杰迷”们就有感慨：“打榜一次，休息三年”“打榜一天就累老阿姨扛不住了”。

蔡徐坤粉丝最终选择退出微博的各项数据竞争，并不代表着数据失灵。而以“杰迷”为代表的80后、90后选择加入这场“战斗”，本质上也并不是发出“别把游戏当真”的来自真实世界的号召，恰相反，他们无意间服膺于“流量”游戏的规则了。因为，无论输或是赢，无论被推上超话榜首的是哪方，真正胜出的其实唯有“数据可证”，而直接看来微博平台才是制定规则同时直接获取利益的那一方。

在消费与“抵抗”之间：

饭圈的参与式文化

2019年关注娱乐明星微博粉丝总人次已突破192亿人次（关注不同明星的用户重复计数），2020年有四位明星粉丝破亿，分别是谢娜（1.27亿）、何炅（1.21亿）、杨幂（1.09亿）、anglebaby（1.03亿）。这组庞大的数字提示着成名的资本与巨大的利润空间。正如上文所述，“流量”之所以成为商业追捧的对象，正在于它体现出粉丝的忠诚程度与付费意愿。大众记忆的遗忘曲线正被媒介技术拉得更陡，作品从蹿红开始的生命周期也仿佛被按下了加速键，明星每日都经历着“大逃杀”一般的残酷竞争，名利场里朝夕间就能完成“流量”的重新洗牌，数据逻辑愈加成为场域里除文化资本外可被认可的另一个“硬通货”。

饭圈被资本赋权的B面是与消费主义共谋。资本让渡出的一些快乐的权利即可掩盖其释放出的“欺骗性”——因为，真正的选择自由不是选择A或是B，而是有不选的自由。一如《创造101》无论支持王菊还是杨超越，都只是偶像或偶像的反面而非“反偶像”，而对这套逻辑发起挑战的组合3Shine，在节目初始便被导师淘汰，作为这一游戏系统里真正“零余者”极快地被赛制抹除了。看似自主的造星工厂背后不乏商业运作，无论是票选爱豆节目中镜头分配多寡，还是一整套打包的“人设剧本”设计营销。在这个复调喧哗的场域里，刺破工业化整饬标准的《浪姐》（《乘风破浪的姐姐们》）会被观众迎来，然而很快也会被流量追击、成为节目吸睛的另类方式。

权力的扩张始终是一把双刃剑，当“饭圈”整齐划一的指令踏过互联网，他们的“参与”既可以成为成就星途的天梯，也可能打开了群体狂欢的潘多拉之盒。可以说“饭圈”的问题其实是“圈层化”的各部落文化状况的一个表征，类似的还有豆瓣小组、二次元社区等“新部落”，虚拟的在场感受是通过分享共同的关注焦点、共享的情感状态，进而形成的一种类“集体意识”。同质性群体在加固、重复“自我”的同时，会对异质性群体产生对抗性的倾向，进而引发群体撕裂等问题。

除了圈子化的集体行动更易裹挟群体的不理性情绪外，另一方面也易滋生一些不正当行为。比如控评的操作有时会影响他人对于有效信息的获取，而所谓“私生饭”的疯狂行为仍旧存在，甚至随着营销号、黄牛、代拍等灰色地带的职业化滋生了出许多新问题。同时，追星族式的价值补偿、身份认同、投射等动因同样内嵌于“饭爱豆”的心理机制中，过度的（excessive）、情感的（affect）的基因无法从粉丝文化中彻底清除。但倘若持“理智是好的，情感就是不好的”的道德二元论，是对粉丝文化一种本质的否认、拒绝（或片面地接受）与阉割。

可以说，被“风气”所裹挟的饭圈某种程度上正做着小型民主政治实践，在这一过程中粉丝的“参与式文化”当然不只有能量，更有试错。比如在无数次扑街的“强捧遭群嘲”的经验下，“客观评价、虚心聆听、不影响路人观感”才能成为“饭圈宣传组”的方向。电影《少年的你》上映时，易烊千玺官方后援会的要求便是：“1.电影正式上映后，请大家在观影后积极且及时地参与各大平台电影评分，要抛开‘粉丝’身份的桎梏。2.从观影者而言，专注角色、题材及电影本身，对电影内容进行客观评价。电影影评不做无意义夸赞，切忌一句话刷屏。”

通常，有两种切入粉丝文化研究的研究路径：一是认为粉丝是被动消费的“白痴”，接续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及文化工业批判；二是通过清除消费的污点、强调所谓的“参与式文化”的“生产性”与创造力，从而将粉丝文化“抢救”回来——在媒介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粉丝同时作为信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双重身份，即将producer和consumer合成为prosumer，“既是商品完美主义者，又表达了反商业化的信念或‘意识形态’”。

尽管二者对于粉丝文化做出了截然不同的“诊断”，但也殊途同归：都是通过对“消费”的根本性贬低和对“生产”的根本性尊重，将其嵌入媒介发展史中——“过去”是被动地消费、而“现在”的粉丝则是主动地“生产”（主要指衍生创作等行为），以恢复其同一性逻辑。然而这两种路径多多少少都对解释今天的“饭圈文化”有些水土不服：

首先，对“消费”的片面否定没能重视客体抗争的可能。就像鲍德里亚在《拟仿物与拟像》中以孩童和成人世界的互动类比：孩童对要他成为一个顺从客体的应对策略是，“实践各种不从、反叛、解放。简言之，让自己张扬全然的主体性”。但对于要他成为一个主体的要求，孩童的应对是“稚气、超额的同流、全然的依赖、被动性、愚昧”。我们习惯颂扬“生产”式的主体策略的价值——主动、自由、解放、表达、塑造、抵抗，却忽略了客体的抗争、将其掩盖在对大众文化消费实践傲慢的嘲弄之下，这种狭隘的态度极易使我们错失了世界一半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参与”也远不止“生产”一种方式。真实的“饭圈”远没有如此“乐观”，或者说这种理想化的、小众的行为仅占据了一角。被媒介与资本双重赋权的粉丝，不再是从制作方和公司手中“盗猎”意义，冠以群体之名的话语权不断扩大：粉丝“手撕”经纪人和经纪公司是“饭圈”日常，有时粉丝的反馈意见甚至可以直接影响作品创作的走向、制作公司的选择。甚至只有越是普通的爱豆，才能越让粉丝和资本（运营方）在这个偶像培养体系中掌握至高的话语权。

消费和“生产”错综进行。当粉丝自觉手握罢黜偶像、捧下一位上神坛的权力时，也正被商业逻辑所收编。他们手握名为“数据”之权杖发起挑战，也会被平台的规则所掣肘。总之，追星作为兴趣爱好，身处于饭圈文化中的粉丝更应该导向正面，而不是让其成为消耗自身情绪、时间、精力，甚至影响生活的互撕与仇恨对立中。

在今天，讨论“饭圈”不仅关乎粉丝亚文化，还包括对社群的、技术媒介的剖析，正如异化、原子化、对非理性情感的“回收”等诸多20世纪现代性观念核心部分的延伸。而“成为粉丝意味着什么”，或许正如詹森所说，应该和一个更大的问题联合起来探索，即“欲望、珍视、寻求、渴慕、敬佩、妒忌、赞美、保护、支持他人意味着什么？”粉都是我们面对大众传媒，面对我们的历史、社会、文化处所（location）而理解世界的一个方面。深入思考粉丝和粉都能帮助我们更全面、更恭敬地思考在今天活着和为人（tobealiveandtobehuman）的意义，去处理我们这代人的时代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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